断业尊者

湘江旧事之:堂叔(1)

  

      (特别说明:本篇实属蹩足的非虚构小说。以第一人称写作的风险在于,读者以为那都是我的故事。其实,这篇里的人与事真无关乎我和我的亲戚!本故事如与别人家事雷同,实属时代巧合。)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1

 

 

       我爷爷不甚喜欢堂叔是极有几份道理的,哪怕在今天看来也不会被人说成过份。

        解放初期,据说那天人民解放军刚刚进长沙城,叔奶奶恰恰就病得奄奄一息,叔公匆匆从县城赶回,那时他正在县里的小学里当教师。看着趟在床上、喉龙里发着嗨嗨异响的女人,堂叔一家人真是无能为力,傍晚时分一阵冷风将床头的油灯吹灭,女人也就归了天。

       叔公哭得天昏地暗,堂叔却只是直楞楞地发傻。就这一项,我爷爷奶奶就认为堂叔将来是个不孝之子。

        叔奶奶还没入土,叔公就拖着我爷爷的手躲进了里屋,亲朋好友们以为他们两兄弟在偷偷商量怎样办理后事。其实,弟弟告诉哥哥的是:国民政府要垮台了,不要好久天下就会是新政府的天下了,听传说还会要共产,家里的那些田地肯定会被共去了的,不如赶紧变卖的为好。可我爷爷是个守财奴,怎么也不愿意变卖了祖辈留下的家财,两人就在里屋里高声争吵了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我爷爷是个没读几天书的老实人,更不懂什么政治之类的东西,要门外那些正长着绿油油稻谷的家田都卖给别人,就等于有人要他的命根子。在他看来,谁家夺了江山,谁家就会坐上皇帝的龙座,与他本人并不相干,农民无非就是种田吃饭,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样。

       叔公怎么也说服不了我爷爷,急得直嚷嚷:你住在山沟沟里,没见过闹共产,真的闹起来,田保不住,人头说不定还要落地的。

       叔公越是这么说,我爷爷越是糊涂,他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共产的,他怎么也不同意这种时候来讨论变卖田地的事。一气之下,也高声嚷嚷:才死了个堂客就要分家,没良心的家伙,只怕是在城里找了小老婆吧。

       这一吵,惊动了正在堂屋里守灵堂的人,大家不知所措,如是就叫堂叔进里屋去探听。堂叔一进了里屋,两兄弟又不好当着小孩争吵,只好将最贴心的亲戚叫了进去,想一起商量评个长短。

       亲戚们都是些大山沟里老实巴脚的农民,祖祖辈辈靠的就是几亩田,哪有把田给了别人的道理呢?以后靠什么吃饭呢?可想而知,没一个人赞成叔公的。

       正在大家一阵沉默的时候,开头进了里屋的堂叔却开了口:我爸爸讲得对,要了这些田做什么,卖了的好,我们用不着插田拜禾了。

       我爷爷气得七窍生烟,一个巴掌就拍到了堂叔的脸上,堂叔被打得哇哇大哭,叔公就越发火气十足了,一时间吵得要把堂屋正中棺材里的人都叫醒才行了。

       其实,堂叔对什么是共产、什么是分田地是没有直接的理解。按我爷爷的看法,他天生就是个化生子的种,对田活从来就不感兴趣,没有了田也就用不着下田干苦活了,这是他最高兴的事了。

      从此,他们两兄弟很是不和了,可我爷爷是长兄,他说了算,田终归未卖出,直到江山真的易姓了。

       我爷爷虽然拗过了堂叔一家人,但还是意识到是两兄弟分家的那天了。这之前,两兄弟一直坚守着祖辈们留下的几十亩田产,从来是有富同享,有米同一锅,那怕各自有了女人和后代也不曾改变过。如今,天要变了,习惯也得变一变了。据说,我爷爷暗地里哭了好几次,心底里也一直记着仇。

       叔奶奶出殡的那天,堂叔一直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,也跪拜了很有几次,但奇怪的是,别人伤心的嚎哭,他却斜耷着脑袋看不出落泪的神情,这越发引起了爷爷奶奶的不满。

        过了几天,叔公见和兄弟之间伤了和气,就又匆匆赶回县城里去了,家里只留下了堂叔。爷爷奶奶见堂叔家没有再提及分田分家的事,也就不好拒绝堂叔一个锅里吃饭,何况大家本来就在住在一个屋檐下呢。从那时候起,堂叔似乎就寄住在我爷爷家了。

       叔公一进了县城就断了音信,直到几年以后,他枯髅一样的回到了家里。这时,土改早已完成了,家里的田产早已是社会主义的公有财产了,原来的房子也分了一部分给了别人,我爷爷只好腾空了一间房子给他俩父子。这时的爷爷奶奶内心深处十分忏悔了:当初为什么不听叔公的劝告呢?而叔公变得沉默寡言,从早到黑没动过几下嘴巴子皮,只是隐隐约约地听别人说起,他是被新政府关在了县城的大牢里,据说,早年他参加了国民政府的青年救国会,还跟着县政府的人一起下乡捉过闹事的共产党,只是没有血债,要不早就一枪崩了命。

       田产尽管没变成纸币,可堂叔并不缺钱化,自从他母亲归了天、父亲又渺无了音信,他几乎天天都要去镇上一趟,有时很晚才回家来,我爷爷奶奶怀疑他身上留存着他父亲给他的零划钱,暗暗地搜寻了几次,倒也没有发现什么珠丝马迹。眼看无人能够约束了他,新的人民政府终于来了,不久那些赌楼之类的场所消声灭了迹。爷爷奶奶还真是从心底里感谢人民政府:如果没有新中国,这个外孙只怕会是个闻名乡里的大化生子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不久,乡镇上敲锣打鼓地成立了土改队,县城里还来了一些当官模样的人,爷爷奶奶只是听人说起要土改了,凡有地契的家庭都得把地契交给政府,要不就会大难临头,可我那爷爷早就被爷爷的爷爷训练成了守财奴,几次去镇上开会就是不愿向人民政府交地契,理由也颇有几份:我们祖祖辈辈靠都是靠了辛勤劳动、省吃俭用才购买的田产,别人帮忙做事都付了工钱。从不克扣乡亲。

       可风声越来越紧,压力越来越大,甚至听堂叔说起有几户富家人被土改队打断了腿,爷爷奶奶也变得紧张焦躁起来,干脆就将地契藏在了堂屋的阁楼砖缝里。

        一天,堂叔一大早就去了镇上,镇上正住着土改队。正当爷爷奶奶忐忑不安的时候,塘堤上响起了一群人的匆匆脚步声,爷爷奶奶还没来得急反应,就见土改队的人马直奔堂屋的阁楼,没几下就找到了地契。爷爷哭喊着去抢他心目中的宝贝,却被几个陌生人拦住。

        田产被人民政府没收了不说,爷爷奶奶一家还被划分成了富农成分。听我父亲后来笑着说,宣布家庭成份的那天,我爷爷奶奶其实还是很有几份喜色的,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历史的进程会是怎样的结果,更不知道这样的成份还将害上三代人,他们只是觉得有个“富”字总比“贫”字好,祖宗地下有知也不会怪罪他们:田产是别人抢着“共”去了,不是我辈不勤苦耐劳啊。

       不过,爷爷满腹的怨恨就都记在了堂叔身上:肯定是这个化生子带着土改队来抢家里的地契的!

       堂叔家也没折到什么好果子,他父亲坐了几年的大牢后,被新政府开除了公职,戴了顶极右富农的帽子回到了乡村,只剩下一身皮包骨头,萎靡不振地做了我爷爷奶奶的邻居。

       不过,堂叔有堂叔的道理,他多次对我父亲解释,那天他去镇上就听人说起,如果再有人不交地契,就会被捉到镇上的土改队部去,而且极可能会被打断手脚,弄不好还会有性命之攸,你们难道就没听说周围许多的富裕户被弄得人死财空吗?何苦呢,识时务者为俊杰啊,好汉不吃眼前亏嘛!

       父亲从不就此事多加评判,因为解放初期他步行去了省城读书,正好赶上改了朝换了代,他就在省城里参加了革命,而且成了革命的积极分子,不久就受到了新政府的重用,家里所发生的事也一概不知情。直到文革时代,父亲突然被政府打入了冷宫,又回家乡的山沟里务了农,他才暗暗地追问堂叔:那时候你天天往镇上跑什么?

       堂叔悄悄告诉我父亲:哥哥呀,你不知道呢,我父亲当年是国民政府手里的教师,有月饷的。我母亲死后,他老人家给了一大把票子给我,我藏在了床铺板子下,你父母亲没找到。天天跑镇上干什么?你以为我去吃喝玩乐了?你以为我是去出买你家的?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好,那些钱都请土改队的同志们喝酒了,要不我怎么知道土改队要来捉人了?要不你父母不交地契怎么也只是划了个富农?

       父亲不置以否,奶奶却半信半疑,而爷爷至死都对堂叔不满,他深信那天是堂叔将土改队的人引入堂屋阁楼上去的,要不他们怎么会直奔阁楼呢?

 

       到了大跃进的那年,乡村的左右乡邻乡亲们暗中流传出对我爷爷极为不利的谣传,因为叔公死在了我爷爷的床上。

       我爷爷致死都为此事而耿耿于怀,因为他最明白,所有的不利于他的谣传都是胡说八道,可是自从他被划了个富农出身后,就很少和贫下中农们敞开心怀了,一切都闷在内心深处。现在我极力去记忆库里搜索往事,想起我在他身边呆过三年以上,可从来没听他说起过什么,他总是沉默不语、担惊受怕的样子,如一只被老鹰捉怕了的麻雀。

       其实,事情的原委有些说不出的辛酸。

       那年,所有的人都得进山伐木去,社里正日日夜夜炉火通明:上面正号召着大炼钢铁。去伐木的人,天色未亮就进了山,天色漆黑才回家休养片刻。偏偏堂叔的左腿犯了骨髓炎,小腿肌肉糜烂,腥臭的脓血逗得苍蝇忙个不停地围着他转,他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了,队里拿他也没办法,就安排在公共食堂里洗菜洗碗,队里的公共食堂又正好安排在我家的晒谷坪里,堂叔只要左腿疼痛难忍就赶紧趟在自家床上哼哼。其余的家人都进了大山,连我那小脚婆的奶奶也踉跄着跟了去。

       钢铁是怎么也炼不成的,原来绿油油的山林却被砍伐成了和尚头,社员们个个都成了精瘦精瘦的幽灵,而晒谷坪上公共食堂的大锅里,米饭也越来越稀,直到有一天终于断了烟火。

       这天天色刚亮,叔公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上山伐木去,可刚刚走了几步就觉得天昏地暗、头重脚轻。最后实在是爬不上山岭,他自己就偷偷地返回了家。谁知不到中午时分,社员们个个都觉得头重脚轻、饥肠碌碌,忍不住纷纷返回,一时间公共食堂挤满了饥饿的人群,可那些八仙大桌上却空空如也:已经没米下锅了。正在人们争抢着寻找能下肚的东西时,听得奶奶的惊叫声,原来,叔公死在了爷爷奶奶的床上。等人们把他抬到晒谷坪里,才发现没了裤子,身上浮肿得像发了酵的面包。

       好在那时大家都成了饿鬼,山村到处都在死人,人们各自顾着自各满山遍野地寻找一切能充饥的食物,公共食堂也作了鸟兽散,暂时无人议论叔公的死了。不过,乡下就有在人背后指指点点的风俗,等大家嘴里有了几份食物,肚内没了那么多饥饿感了,议论也随之而来:他怎么会死的奶奶的床上呢?何况连条短裤都没穿啊!

        这成了爷爷老人家一直挥不去的心病。尽管他知道,弟弟那天偷偷地回到了家,堂叔仍趟在自家的床上,大腿的疼痛让他喊叫不止,床上还弥漫着浓血的腥臭,他实在不愿和儿子挤在一场床上,何况哥嫂上了大山,就费尽力气爬到了隔壁的床上。爷爷奶奶草草埋葬他之前,发现了扔在床下的裤子,裤档里一包稀屎臭气熏天。显然他不愿意弄坏了哥嫂的床,又没了力气下床,他是被饿死的,死前还不断地拉稀。

       后来的某天夜里,山村树梢上的月亮特别的明亮,而我的爷爷却要断气了。父亲叫我进房去看他老人家最后一眼,我忐忑不安地进了他的房间,恰好看到月光正从破烂的木窗里透了进来,照着他老人家清瘦的脸,脸上就如镀了一层银粉;脚头的油灯一明一暗,床下甩着一条短裤,裤内也有一包稀屎,屋内也有一股腥臭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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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者,湖湘人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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